无可置疑,年逾古稀的劳伟是从传统文化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。他用一生宝贵的精力体验着东方文化的博大与精深,他对传统理解的最宝贵处,就在于书与画同时起步。在很大程度上,他的绘画是奠基在他的书法基础上的,所谓“直以书法演画法”,而且表现在审美观念上,他的绘画观念与他的书法观念也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。在这一方面,劳伟颇似吴昌硕。吴昌硕正是借助书法实现了他在绘画上的超越,而他的书法与清代碑学又密不可分。仅从书法论,吴昌硕本身就是近现代碑学的一代宗师。
劳伟书法取法汉魏两晋,初临颜柳,转攻“二王”,后习汉碑,摹写汉简,访察北朝摩崖,进而主攻章草,五体皆备。他自觉地把书法纳入艺术的轨道加以训练,深得帖韵碑势,独具以帖化碑的圆融之妙。他的行书《自咏七律黑龙潭观梅偶成》、草书《自度大观曲》《自度和平颂》、章草《萧何书裳题前殿额》、大草《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语》、楷书《刘文典诗词存钞》、行草书《香如故》等长卷,都分别在国内外书法大展中获奖、参展、出版、被收藏。他还著有《草书释义》《读赵壹〈非草书〉一文辨析》《书谱序注补》等书法论著。他是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创会理事、云南省书学研究会副会长,为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入会会员。那时他就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在书坛崭露锋芒,渐渐形成了朴厚沉挚而活脱津津的书风。
小河淌水(山水)
劳伟的画,笔墨皆从书法中来,流露着金石味,仿佛取意于汉代的画像砖石,无不古厚拙劲、深沉雄苍,这是劳伟的山水画不同于古人处,也不同于今人之处。他的脱略古今之处还在于取材的独具慧眼。他没有画江南也没有画北国,而是心系云南,情寄云南,只对彩云之南的云岭高原的山情水境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偏爱那里的“幽壑含清辉”,钟情那里的“深谷蕴苍茫”,痴迷那里的“云岭之苍颜无尽藏”,也神驰于那里的“云下林泉能洗心”。这是古人和今人的画笔很少涉猎的地方,带有北方之壮伟、江南之秀丽、东南之幽奇、西南之神秘,都不乏开阔的空间、层叠的峰峦、岩壑的起伏、云行的变幻、茂林的华滋,这“天风浩荡兮彩云之南”的美景,今天已被劳伟发现和独占。劳伟的目标是以云南自然景观为视野,创造云岭高原山水的新形式、新语言、新境界,不断推出“立于前人之外”的新面貌,为我国当代山水画坛增添新的篇章。
天风浩荡兮彩云之南(山水)
劳伟的云岭高原山水,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,其雄奇深秀、烟云供养和开合起伏的绚烂多姿、神秘玄妙,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最大,面貌也十分强烈。这一类作品强化了他得之于云南高原山川写生的强烈感受,布境多雄浑高旷、虚实相生,笔墨则气厚思沉、苍润相济。或画黧黑山岗,“黑墨团里天地宽”,反映着溪水的清亮和白云的飘浮;或画崇山茂树,积郁着旺盛的活力,透露出朴茂高华的气格;或画深谷人家,寄托有动于衷的情感;或画云下林泉,注入让人感奋的精神容量。笔墨则视自然情境的感受不同而各尽其妙,或凝重坚实,如《小河淌水》;或清新润泽,如《清韵在兹》;或老辣苍厚,如《龙潭之夏》;或积墨含浑,如《云岭晨曲》;或笔简意远,如《故境难忘》;或干笔焦墨写《涧边小村》,或湿笔泼墨绘《春风春雨写妙颜》,云南的自然景观在他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,虽尝试了各种面貌,但一律追求境界的雄浑阔大,气格的高亢老苍,笔墨也在或苍或润或繁或简的律动中强化了虚实对比与疏密节奏,笔厚意丰,神光焕发,显示出“不与人同”的艺术个性。即以墨为骨、烟云为辅,皴擦多于勾勒的语言特色。劳伟则把这一特色加以强化,加以丰富,糅合书法的力之美以强其骨,融会丘壑的造型美以发其趣,灌注墨法的韵之美而增其气,旁参西法的构成美以助其势,用以运情写境,着力表现大自然的“质有而趣灵”(南朝王微《叙画》),尤耽于烟峦云树在风卷云舒中的运动变化,有效地表现了大自然永恒的活力和对时代脉搏的独特感受。
劳伟的山水画因此而独特动人,他不仅创造了雄强苍茫、幽秘神奇的西南云岭高原山水,拓展了山水画的题材领域,还强化了山水画的精神意蕴,其独树一帜的气势撼人的朴厚苍辣风格,则为现代中国山水画讴歌永恒的大美别开了新的生面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,劳伟的云岭山水,重在“写”和金石味,他是当代将书法与绘画结合得最好的画家。没有书法的介入,劳伟很难在写意山水画领域开拓出自我风格。他的山水画所形成的独特面貌,既与他表现的题材地域特色相关,更与他书法化的笔墨紧密相连。概言之,劳伟对云岭高原山水的描绘正像李可染开创漓江山水一样,堪称现代山水画提升自然美的一个创举。
儒家气度成为主体风尚,从而将儒家传统“吾养吾浩然正气”的思想贯注到书法艺术生命的构筑和用笔的心性流露之中,进而形成特有的书法表现特质,纯化了其审美心态和艺术情趣。劳伟先生之书法,兼顾了美学的意蕴和传统的根本,并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,以自己的生命状态“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”,使观者赏其书如睹其人。刘熙载说:“书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把书法品位上升到人格品位的高度。
观劳伟先生书艺,宗法“二王”,最得力于虞世南和《书谱》。真、草、篆、隶、行诸体皆能,行草造诣尤高。其书笔酣意足,雍容大雅,尤善用笔。对书法的态度,他常用“本乎天地之心,取会风骚之意”而“一往情深”来形容,其书写的状态和用笔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说明。他书法的线条浑圆而爽俊,运笔如熔金出冶,随地流走,元气浑然;转折之处,泯规矩于方圆,遁钩绳之曲直,形成内圆外方的妙用;在运用墨法上,根据书写点画的疏密,来灵活掌握墨的浓淡与字笔画的粗细,给人以气韵洞达、灵动爽朗的美感。通过自然流畅的书写节奏把整篇作品融于通达浑朴、自然冲和,并集中地再现了二王、虞世南及《书谱》的书法艺术风格。
其创作的《赤壁赋》行草卷,结体利落而沉着,章法浑然而天成,意境典雅谆和,俊逸潇洒。通过行笔之快慢、轻重,结体之松紧、俯仰,点画之向背、楫让,其字字争让有法;其笔法恣意纵横,虚实相生,非炉火纯青不能达;其运用之娴熟,非得心应手而不能为,达到此用笔高度者,当今书坛已不多见,个中艰辛和不易非此中辛劳聪慧者不易悟之。论其笔法之价值,非一言可蔽之,若细论,尚需专文探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