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山水画创作中以精神为取向，统领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开拓，是我的命题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对独特的笔墨语言的探索。

　　山水画创作是“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”的运动过程，山水画是情景交融、心物统一的产物，无论忽视作为客体的自然景物，还是忽视作为主体的画家的主观情思，都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“精神美感”的作品。山水画的创作，一方面要强调师法天地造化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发挥画家主观能动性的价值。石涛《云到江南》题跋云：“写画凡未落笔，先以神会……务先精思天蒙，山川步武，林木位置……以我襟含气度，不在山川林木之内，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。随笔一落，随意一发，自成天蒙。处处通情，处处醒透，处处脱尘而生活，自脱天地牢笼之手，归于自然矣。”这里强调的是既要以忘我姿态与山川（造化）浑融与共，互为生命，更要有超越意识，方能使精神从“外物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达到“物我统一”的高层次精神境界，同时实现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自由之境。精神美的获得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，只有长期坚持艺术实践与探索思考，并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，以精神感应为主旨观照自然，才能寻找到“物我化机”、具有个人独特感悟的艺术创作的“酵母”。这“酵母”是“契机”，是“条件”，是我们创作的灵感。当灵感来临，必须抓住它，并强化放大，将之转换成可视的形象，这种放大不是盲目的，而是经过判断、思考和过滤后的选择，是难能可贵发现与把握，即所谓“真放在精微”。它既是物质的，又是精神的；它既可以是个人审美心理体验的放大，也可以是对自然中物体形象的放大。这种放大的过程就是艺术探索层次递进和审美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，就是对人对自然的再认识，也既是把“物我化机”的“酵母”与大自然的整个空间联系起来宏观思考的过程。这时候，个人的审美理想与自然的精神气息紧紧相联，二者产生出共鸣，并通过艺术家的劳作将这种共鸣转换成可视的艺术形象。

　　山水画创作能否顺利进行，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能否集中，创作主体若能做到“心不劳”而“思其一”，审美诸因素就能“专一”于艺术形象的孕育。加强自我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与沟通，进而提炼出独特的笔墨形式语言，从而更充分、更准确地表现出个人所理解的山水精神。创作具有时代气息、富有生命力、反映个人审美理想的作品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多年来我赴陇东，下青海，游秦川，观黄河，丰富的地貌和深厚的文化资源令我饱游饫看，在写生中我一次次悉心地领悟着大地之美。无论是冬日里宁静的高原所特有的肃穆与苍凉，还是暮秋黄河岸畔的杨树的萧瑟，或是默默耕作、繁衍的人们的平静生活，都显得那样自足和从容，与那块土地的色彩一样朴素而单纯。这一切深深感染着我，透过这些我不断地感悟到大西北特有的胸襟和容量。西北的土地在朴素中显出坚毅，沉郁中透着坦荡，苍凉荒芜中孕育着生命和希望。面对此情此境的写生无疑是一次次的精神提炼和升华，我从这物我交融的对话中渐渐以作品外化出“苍凉、肃穆、宁静、萧瑟”的审美理想。我在创作中逐渐虚化了对某一特定景物的描绘，以及如以往那样对某一特定地域空间的表现，也不再执着于对具体物象或通常概念中西北表象的描绘。画面中的形象只是抒发自我审美追求的媒介，精神与物象不在相互隔离，笔墨形式语言真正成为精神追求实现的载体，精神与形式相一致，并由此超越了现实，超越了客观物象，最终达到情境的融合、物我的统一。

　　这正是我所体悟到的由自然山川向精神空间的跨越，对一般概念上的时间、空间的超越。这一思考和感悟是我山水画艺术创作实现新的蜕变的一个重要基点。